文章编号：1003－8914（2005）01－0004－02

读“郑伟达谈中医发展思路”一文，从内心产生一种共鸣。郑氏对中医药现状的阐述，谈到了要害。应引起重视。现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谈点想法。

我家住陕西省潼关弹丸小县，人口14万。与晋、豫相邻。地理位置优越。我县久负盛名的“寿世堂”药房，位于县城繁华地带，前店后厂。历经清朝、民国、传袭五代。前边三间门面房 ，顾客盈门。后边中药材炮制、加工，七八个“把势”，十多个徒弟忙个不停。据任永祥师傅讲：他一天用筛子，也能做出15公斤黄连上清丸。当时商贾来往以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甘肃为主，遍及西北大部分地区。解放后，“寿世堂”第五代传人，刘雷及整个药店归到国药店。其他人员分流到县医院及乡卫生院。刘雷的弟子，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进药店，后来又从事其他工作。“寿世堂”这块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老牌子，就着样销声匿迹了。“寿世堂”的消失固然是历史原因，却给潼关人民留下了莫大的遗憾。假设“寿世堂”能延续至今的话，虽不能和北京的“同仁堂”，南方的“胡庆余堂”相比，但对潼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，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“寿世堂”为潼关培养的一批高素质的中药炮制人才。充实了潼关各医院。使潼关的中医药事业，顺利的发展了几十年。文革的冲击，使中医带徒传艺的事业未能继续实行。当这一代人过世之后，中医药业随即断代，形成后继乏人的局面。

建国后，在医界最有名望，被人们誉为三大名医的党华清调到陕西省中医研究院；王兰亭到县医院；我的父亲贾镇安先生在南头卫生所。其他名医如张督汤、武济州、朱珍度、党林亭、黄义杰等，被吸收到乡卫生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一代中医，中药工作者先后谢世。后继乏人、乏术的情况尤为突出。在建国后这50多年中，先后分到潼关的中医院校毕业生，也有20多人。但搞中医的仅二、三人，下余的全部改行，看西医。即就是在中医科工作，也很少开中药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王兰亭在县医院中医科坐诊时，每天挂60个号，中药最少也在二、三百付，而现在中医科一个月也开不了几付中药。五、六十年代，曾提倡中医师带徒传艺，并签有合同（我曾见过父亲和徒弟签的合同）。父亲早年带的徒弟李汉章，把留果村卫生所扩建后，已具规模。中医、西医、化验、透视、拍片、心电图、B超一应俱全。两个女儿、女婿都在院工作，形成一个家庭式的医疗模式。李双印、王左军、马尚午、王德一、周至道等都是父亲的弟子。这些人有的已过世，但其子弟仍活跃在中医药舞台上。其他如张督汤的孙子，黄福斋的儿子，刘庭文的儿子等都在行医。我的学医历程并没有前几位幸运。三年困难时期辍学回家，走上了艰难的学医的道路。父亲文革期间蹲了“牛棚”，长达12年。家境窘迫，然每天患者盈门。父亲则来者不拒，且不收分文。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接诊，数十年如一日。这种敬业的精神，深深打动了我。78年父亲恢复工作时，已是65岁的老人了。他重新燃起了在有生之年努力工作的心愿，和写点经验性东西留给后人的打算。但事与愿违，两年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。自己梦寐以求，接班行医的道路也成为泡影。“寿世堂”的消失，父亲的离去，对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。继承父业，弘扬中医药事业，成为自己的终生信念。于1982年挂起了“芥草园医斋”的牌子个体行医。

中医，就是国医，博大精深。是几千年华夏文明史上闪耀的一颗明珠。为人类的健康事业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学，是我们这一代人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它适合14亿人口的国情，尤其符合边远地区，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。记得，前年我和老伴去北京看女儿，老伴中耳炎犯了，在北京看了几天，花费五六百元。如果在家也不过几付中药，弄一点枯矾、冰片研面，吹到耳朵里也就好了。花费也用不了几十元钱。可见，能进得起大医院，吃进口药，用西药得人还是有限。广大农村中医中药，偏、单、验方还是适合的。

如何弘扬中医药，解决后继乏人、乏术的问题。我觉得中医院校培养是一条路，但不是唯一的路。恢复五、六十年代提倡的跟师学艺制度。鼓励有志之士自学成才。以补充单一院校培养人才之不足，且切实可行。在政策上给予照顾，具体讲：就是这批人才临床实践经验丰富，理论水平相对偏低，可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考核。即从从医年限，临床诊治能力为主，制定考核标准。也应该发给在基层行医的证件。“跟师与自学的政府不准评定职称，不准报考职业中医师。”[1]这其实是把这一大批人才断送了。比如潼关县，个体开业人员大约在一百五十家左右，不包括农村。而发证的仅三、四十家，且多为退休人员。那么这一大批，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的个体行医者如何办？进不起大医院的老百姓，如何办？他们其实还是喜爱这些医师的。

参考文献 [1]郑伟达 郑伟达谈中医药发展思路 光明中医，2004，19（1）